摘自梅卡斯的《电影笔记：新美国电影的崛起，1959-1971》。
by Jonas Mekas
翻译 TWY
1959年11月18日
阿尔弗雷德·莱斯利和罗伯特·弗兰克的影片《拔出雏菊》（Pull My Daisy）终于在“电影16”（Cinema 16）俱乐部首映，现在（我希望）那些看过影片的人们会了解我为何会对它有如此热情。在《拔出雏菊》后，我意识到自己不得不将它作为一个路标，才能去评价任何别的影片。这部作品之于电影艺术的重要性，正如《药头》（The Connection1）之于现代戏剧一样，它清晰地指出了全新的方向，为我们的艺术从僵死的官僚教条和本世纪中年危机的衰弱中走出亮起了明灯，通向全新的主题和感知。
影片清晰直白的黑白摄影极具视觉美感和真实，这恰恰是今天的美国和欧洲电影所缺乏的。如今那些无菌的、圆滑的当代电影，无论它们来自好莱坞、巴黎还是瑞典，已经变成了一种在时空中不断传染的疾病。人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学习的能力，无论是从卢米埃尔兄弟的还是新现实主义者的影片中：没有人似乎能够意识到，摄影之于电影艺术的重要性不亚于内容，思想和演员的重要性。但摄影，作为电影的媒人，将生命从街道转移至银幕上；只有通过摄影，才能确保生命从现实来到银幕上后，依旧充满活力。罗伯特·弗兰克成功地移植了生命，而这只是他的第一部电影。这是我能赋予的最高层次的赞赏。在导演层面上，《拔出雏菊》使电影回归了它的原点，继续着卢米埃尔兄弟未竟的工作。当我们观看卢米埃尔最早的影片时——无论是火车进站，婴儿的午餐，还是街道上的情景——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他没有弄虚作假，没有造作。《拔出雏菊》又一次给予了我们对现实与瞬间的感知，这也是电影的第一属性。
当然，对我的话不该一概而论：我们能有许多方式去创作电影，风格的选择取决于不同人的意识、感觉以及性格，而不同的风格同时对应着不同的年代。新现实主义的风格并非凭空而来。它源自战后的现实，源自讲述的对象。也正是如此特点造就了如《拔出雏菊》这样自发性的电影。在这个层面上，阿尔弗雷德·莱斯利、罗伯特·弗兰克以及杰克·凯鲁亚克，影片的编剧和叙述者，仅仅是在重演他们的时代，正如先知们所做的那样：是时代自身在传递它的真实，它的风格，它的话语，以及它的绝望，并透过那些最敏感的人们来传达——即便这总是违背着他们的意识。也正是如此，我认为《拔出雏菊》，在它无足轻重的表象下，是我们最具有活力与真理的电影之一。
- 杰克·盖尔伯（Jack Gelber）1959年的戏剧，不应和雪莉·克拉克（Shirley Clarke）1961年导演的同名电影混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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