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Jean-Louis Comolli

翻译 T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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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视与听逐渐加速的旋风中，我们是否还能看到彼此？为了谁而看，为了谁而听？我们眼前看到的，难道不该都是同一个世界吗——这个在屏幕之间跳跃痉挛的世界？他者被观察，变为“可见物”，囚禁在荧屏的牢笼中，如一个敌人一般被注视和恐惧。

达尼埃尔·于伊耶和让-马里·斯特劳布的电影试图制造一种既不是窥淫者，也不是巡夜官的观众。一个矛盾。无论是在电影院还是在电视频道之间，观看这一动作对应着精神分析中的所谓的“窥淫冲动”：一种对观看难以抵挡的诱惑，想要看到一切，想看越来越多（要有彩色，要变形宽银幕，要3D立体…）。用观看达到高潮，并且享受这种注视他者的“控制权”。

一种老套的表述直抵重点：“让人张口结舌。” 正是这种“充盈”，这种以看到最多的“可见物”为目标的观看，充斥着如今的好莱坞。在过去，这个梦工厂创造了一种充满留白和画外空间的电影，因此它得以走入梦境，穿过观众眼睛内的注视，留给他们更多想象的记录，而非完全的描绘。

这种创造窥淫癖的冲动同时也创造了观众。但电影史告诉我们，其中有一些电影人（从雅克·特纳到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同时穿过斯特劳布夫妇），他们既不想要满足这种冲动，同时也尽力去挫败它。要展示，是的，毕竟这依旧是电影——但并非展示一切，不能立刻展示，不能总是展示。要部分地展示，有选择性地展示。展示，但同时隐藏；隐藏，但同时揭示。

这正是展示的动作如何能重返其人文，友好与真诚，远离那些成百上千统治着“可见物”的机器。没有什么在电影中为理所当然，尤其是观看自身，没有什么是来自意外，因为观看是一种暗示着盲目的建构；而所谓真实，如果它也许能被电影进行机械记录，那么它也将从其表象中撤退。

于是，“不可见物”则变成了“可见物”的界限与门槛。正是在这种观念下，达尼埃尔·于伊耶和让-马里·斯特劳布的电影是一种诗意的电影：经过了他们眼睛的世界，并没有被降格为视觉。通过画外空间，严格的画框，稀少的镜头运动，对镜头轴线的抹除，机位数量的控制（在如今十分罕见），以及这些机位的时长，其作品加给我们一种欲望，去看到是什么朴素的法则创造了影像的力量。看到更少，就是听到更多。多么令人神迷，去第一次听到语言中的噪声，那些念诵，那些吐字，那些唱词… 如同我们在声音中听到了一种神性般的过去，被电影复活，来到了当下：那种树木、动物和人类还能在同一个时空一起生活的声音——神话的声音。

斯特劳布夫妇的假设是简单的：去电影院观影，首先就是要让自己用真实的方式看到它，而她的观众，正是那些“眼睛不想一直闭着”的观众。看电影是关于学会观看。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工作坊，在这里我们塑造我们观看和聆听的方式。乌托邦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去让窥淫癖者变为一个观者，让观众变为一个真正的观察者，通过让人们变得真正被看到，以此改变世界。一个政治平台。正是拍摄的手段才是政治的，而非“题材”。

这种平台应当以字面形式来理解：是否存在一种不可能的，以脱离展示为目的的电影？五十年前，在波雷塔泰尔梅，博洛尼亚周围的一座水城，达尼埃尔·于伊耶和让-马里·斯特劳布和观众与影评人发起了争论，我们感到被冒犯，当他们指出如今的电影是“色情的”（pornographic）。对当时的我们而言，除了用于拍摄某些抓人眼球的性爱场景外，不存在别的“色情”。但如今呢？难道那些包围了我们影像世界的东西，不都可能是一些广告吗？那些苦难的、义愤的、疾病的、抗争的、或美或丑的、恐怖的、裸露的、死亡的，没有什么不能被节目所占有。必须看到所有的，必须展示所有的，即便恶心。“不！” 达尼埃尔·于伊耶和让-马里·斯特劳布的电影说道。将电影从自己身上拯救出来，将其从广告节目的致命倾斜中解脱出来，在我看来是当下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2012年，原文载于：https://estadodaarte.estadao.com.br/foco-othon-de-jean-marie-straub-daniele-huillet-1969-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