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T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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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需要两张面孔，两对双眼，才能真正看到世界。在今年，属于历史的冰冷与属于个人的奇迹以一种矛盾又美丽的方式共生着，两者的共性：人们总是在悼念，无论是已经逝去的，还是那些需要全力保护的。而两位电影人的离去，虽说被认为是时代的终结，但也在不断将我们拉回到那个属于电影的年代——在九月，全世界的影迷们带着热望见证了戈达尔最后的宣言，两个月后，一小群忠实的拥趸则告别了让-马里·斯特劳布。爱一位艺术家及其作品，似乎也意味着想要去洞察他们生活的全部，但这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在这个拥有无限个入口的迷宫中，无论从何处进入，似乎总会在一个时刻走到死角。因此我们不得不原路返回，重返原点，走进新的入口中寻找新的发现。

或许在今年，我们最强烈的感受，是电影改变不了什么，但它依旧在发现属于小世界的奇迹，这是为什么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到，那些因电影而产生的爱的连结之中。1970年，戈达尔在巴黎遇到了安娜-玛丽·米埃维尔，直到他今年去世之前，从《此处与彼处》到《影像之书》，米埃维尔一直是他最亲密的合作者，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电影思考者，也毫无疑问改变了戈达尔的创作：更多的自然，更多的敞开，更多的女性主义，同时不减少战斗性…… 我发现自己很难去定义这对艺术家的关系，但没有什么话比戈达尔自己总结得更周到：“不是一台双人自行车，而是两辆并排前进的单车。” 一对艺术家，总是比孤独的艺术家更加神秘一些些。

英文中的“couple”一词并不那么容易翻译：一对、情侣、恋人、夫妻、伴侣…… 定义各不相同，正如生活的秘密被隐藏在艺术作品的背后，没有人敢宣称自己能看清一切。即便是在戈达尔和米埃维尔两人一同出镜的《软与硬》（1986）中零星的“生活场景”里，我们所看到的恐怕也只是“场景”化的生活，无处不在的舞台式动作似乎在模仿着一个陈列柜中的影像，关于一对“couple”的截面：挥着网球拍的丈夫，熨衣服的妻子…… 2000年，在米埃维尔执导的《和解之后》中，二人又扮演破碎的一对伴侣，但在影片冥想式的节奏和念诵中，扮演和真实的界限又始终呈现模糊状（不免让人想起洪常秀的《小说家的电影》结尾那些属于金敏喜的影像）。唯独开场用家用DV拍摄的录像，似乎是拍摄了真实的生活，但米埃维尔和戈达尔都甚少在这些画面中露面，主角只有几位小女孩和谧静的空间，似乎让我们远望到了十几年后《再见语言》中的野花丛。但无论如何，这已经是足够动人的分享，或许只是看着这对艺术家的面孔，或者看着她们所看到的世界就已足够。这正是艺术人生，而人生的艺术只能透过作品来一窥，生活将永远是艺术的月球暗面，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得见，只能透过正面来感知到它的存在。

这的确已经足够了，就像科斯塔在《何处安放你藏起的笑容？》中拍摄的于伊耶和斯特劳布：被浸没在剪辑室的昏暗当中，我们看不怎么清二人，但在声音中传来了神经喜剧般的滑稽场景，喋喋不休的斯特劳布和埋头工作的于伊耶为我们提供了这独属于斯特劳布-于伊耶的言语——或许它也是一个面向二人生活的切口，透过剪辑台上微弱的光线，电影的光线赋予了这对艺术家生活的轮廓。1954年末，斯特劳布在巴黎遇到了于伊耶（或者用后者的话说：“…同时遇到了斯特劳布”，“自传”到此为止）；1967年，《安娜·玛格达丽娜·巴赫的编年史》终于开拍；2006年，于伊耶去世；两年之后，斯特劳布拍摄了《阿蒂米德的膝盖》。同样，或许这样就可以了。

本文系“2022年度观影总结”之序